摘要：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与演进是一个过程，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的推进和历史成就的取得，逐渐形成了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历史自信的内涵和视域不断拓展，历史自信的程度和水平日渐提升。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以党史自信为核心，是历史自信与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的交织，是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有机统一，既基于历史真实和历史事实，又蕴含国际比较和世界视野。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演进；

“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1)1，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号召，明确提出历史自信概念。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从不同维度对历史自信进行阐释和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2)2，凸显了历史自信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大致可从四个时期进行考察。就其内涵而言，具体包括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回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拓展、提升、成熟的历史脉络，认清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基本内涵、主要特点与社会功能，有利于新征程上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演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逐渐生成了党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

党史自信的表达始于大革命时期。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5年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开始流露出党史自信。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虽只有5年历史，仍在幼稚时代，但已能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由经济的争斗走到政治的争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又走到一般的争斗”(1)3。俄国共产党有20余年的历史，西欧工人阶级政党已有百年或数十年的历史，但中国共产党5年历史过程“已超过了他们长期的历史”(2)4。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尝试，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党史自信的萌芽。

随着建党纪念活动、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开始凝练党的历史主线、总结党的历史贡献、升华党的历史经验，历史自信蕴含在党史叙事之中。

历史主线彰显党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是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筹备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纪念时，认定党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3)5，这是对党的历史主线的初步勾勒。王稼祥在回顾中国共产党22年历史时指出，党的历史“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4)6。这些论断开始从初心和使命的维度揭示党的历史主线，是党史自信的表达。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是历史自信生成的事实基础。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认定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更起了伟大作用，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半数以上敌人，在整个殖民地革命运动中还起着领导作用(5)7。1943年7月1日，邓小平在出席太行军政民各界举行的庆祝“七一”大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对中华民族已有极其重大的贡献，尤其是领导坚持敌后抗战6年之久(6)8。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朱德撰文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进行系统总结，集中呈现了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许多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奇迹”(7)9。这些评价和判断，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党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积累的经验，并且认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8)10。这是充满党史自信的表达，也是全党共识的体现。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表现更为充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的历史贡献集中进行了总结，认为“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9)11。对党的历史贡献进行总结和概括，为历史自信的生成提供了事实支撑。

历史经验蕴含历史智慧，总结历史经验是政党富有历史自信的表达。1941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印制，这是延安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1942年，应党员干部的要求，毛泽东主编《六大以前》，收入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这些文献的整理，为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材料。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系统阐释了中共党史研究方法。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12研究中共党史的旨趣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凝心聚力实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用“三大法宝”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积累的宝贵经验。从经验层面总结党的历史，诠释历史经验的基本内涵、实践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富有党史自信的体现。

近代以来，因西方列强入侵和反侵略战争失败，民族失败主义情绪滋长，提升民族自信成为凝聚各方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基础。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审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作出基本判断，充分表达了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号召全党“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13。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民族性格的肯定，也是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学习的倡导。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作出全面总结:“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3)14他依据“四大发明”得出结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4)15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经典叙事，是对中华文明历史地位与世界贡献充满自信的表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自信主要是基于党的历史发展、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而生成的自信;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主要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和深远影响而生成的自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历史积累、文明积淀基础之上，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为党史自信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拓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伴随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展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日渐拓展，在党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自信的内涵。

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决议要点时，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5)16，这是基于党的历史而对党的内在品质进行的厘定。此后，伟大、光荣、正确三个关键词，成为党的内在品质的经典表达，奠定了党史自信的基础。同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发表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分四个时期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史，并对30年历史经验作出基本总结，认定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30年“乃是光荣的、伟大的三十年”(6)17。这是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生成的党史自信。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党史自信提供了新的事实支撑。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党的八大预备会议时指出:“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1)18这是蕴含党史自信的表达，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成就叙事的样本。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两个四十年”与“两件大事”(2)19，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内容，集中表达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史自信。

随着新中国建设的展开和成就的取得，新中国史自信逐渐生成。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3)20。这是从国家制度层面表达的自信，凸显了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表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21。这种对于新中国发展速度、发展前景的自信，是基于历史自信的表达。随着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史的自信增强。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为三届全国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稿时重申:“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5)22赶超型现代化是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使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发展速度的自信。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庆油田建设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指出，大庆油田的全部开发工程，包括设计、钻探、采油以及现代化炼油厂的建设，“完全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集中地表现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自力更生力量的强大”(6)23。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达到了可观的水平”。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期望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7)24。

随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自信日渐生成。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40年的成就指出，作为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8)25。中苏关系开始紧张之后，毛泽东仍对社会主义发展史充满信心。1961年10月，中共中央致苏共二十二大的贺词表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无可置辩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9)26。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发展史自信，主要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自信，同时包含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速度的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认识得到深化。1955年10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有这么多的民族，历史这么悠久、这么丰富。如果说我们物质方面的地下资源没有完全开发，我看，我们精神方面的文化资源也同样没有完全开发。”1027这实际上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强化了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时，赞美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1)28。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非洲青年访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2)29勤劳勇敢、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对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诠释，蕴含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关系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阐明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3)30主张区别对待、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的体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内涵得到扩充，较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增加了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自信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新中国发展成就的积累，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提供了事实支撑;新中国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有了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对于增强全党全社会的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提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实践成就的彰显，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得到提升，在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改革开放史自信的内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借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否定党的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进行了基本评价，从十个方面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认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4)31,32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这是蕴含党史自信的评价和把握。依据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胡耀邦对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进行了总体评价，在肯定党的历史发展主流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自身建设三个维度，对党的历史主线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概括(5)32。胡锦涛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三件大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伟大成就，认为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征程(6)33。基于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党史自信的程度明显提升。

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对新中国史进行了总体评价，建构了新中国史叙事的基本话语。叶剑英认为新中国30年是“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历曲折道路而取得“巨大胜利的三十年”。在这30年中，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并且巩固了革命变化的胜利成果”(1)34。这一判断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中国史评价的基调。江泽民在评价新中国40年历史时，认定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2)35，开始将新中国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评价。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对新中国史历史地位的评价提升。江泽民指出，经过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人间奇迹”(3)36。“历史巨变”“人间奇迹”的表达，提升了新中国史自信的程度和层次。伴随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逐年上升，2000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10年分别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胡锦涛在评价新中国60年发展成就时指出:“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4)37这一基于国际视野的评价凸显了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地位，是新中国史自信的表达。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纵深发展和成就的取得，改革开放史自信逐步形成。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回顾20世纪历史时，将改革开放作为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之一，释放了改革开放史自信的强烈信号。改革开放20周年之时，江泽民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5)38，也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彰显了改革开放史的自信。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胡锦涛指出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并以“十个结合”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认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6)39。这些论断和阐释，彰显了对于改革开放史的自信。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渐显现，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剧变并未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自信。叶剑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同已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7)40。这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状况而表达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自信。江泽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40年的历史，得出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其中两个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规律性和发展的过程性，坚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决定性阶段”(8)41。这是基于大历史观生成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自信。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严重挫折，国际社会有人鼓噪“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但“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9)42。这些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达，彰显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自信。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逐渐滋生了一股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至主张以西方“蓝色文明”取代本土“黄色文明”。在此背景下，提升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显得尤为重要。江泽民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1)43这是着眼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厘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胡锦涛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同样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2)44。这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世界意义而对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的体现。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内涵得到拓展，增加了改革开放史自信的维度;随着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彰显，历史自信的程度较之以往得到提升;改革开放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这一时期的历史自信，对于增进历史认同、形成历史共识、遏制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发挥了有效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0周年，新中国迎来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多种因素交织促使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走向成熟。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用三个“深刻改变”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用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对党的历史进行了总结，用三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世界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产生的深远影响，并用八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对四个时期的历史成就、历史地位进行总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用九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阐释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分四个时期进行了系统总结，对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科学概括，并以“十个坚持”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展现了党的历史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进行了系统总结，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为新时代的三件大事，认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3)45。党的历史自信主要是对党的奋斗历史贡献、党的奋斗历史意义、党的奋斗历史经验的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由此形成“四个自信”的表达。这是新中国史自信的升华。在习近平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使中国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4)46。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5)47新中国史自信主要是对新中国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自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将纪念主题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调整为改革开放，以凸显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从十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成就，从九个方面提炼了改革开放的经验，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评价，认为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并揭示了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上的地位，展现了改革开放史的自信。第三个历史决议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飞跃三个方面，厘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历史地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史自信。

新时代是社会主义生机勃发的时代，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48。社会主义发展史自信，主要是基于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国际社会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而生成的自信。

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并提出了文明自信的概念。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强调:“回顾历史、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2)49文明自信是基于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而生成的自信，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的提升。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自信。新时代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强调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也表达了对于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自信。

新时代明确提出历史自信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走向成熟的重要标识;新时代对于历史自信的重要性有了清醒认识，“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3)50，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成熟的认识论基础;新时代十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成熟提供了坚实支撑，历史自信程度较之以往时期更加提升;新时代善于用大历史观审视历史，将历史置于纵深历史时间和广阔历史空间进行考察和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成熟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伴随，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演进，历史自信的视域逐步拓展、历史自信的程度日渐提升。党史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核心，是历史自信生成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党史自信，才有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自信的生成与演进。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与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基于历史自觉生成历史自信，基于历史自觉、历史自信生成历史主动精神，作用于历史发展进程。历史与现在、未来相贯通，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是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有机统一，基于历史自信而对现在、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是基于历史的真实而生成的自信，同时蕴含国际比较和世界视野，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贡献而生成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展现了正确的历史观和党史观，塑造了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良好政党形象，成为凝聚各方面力量的历史基础，也为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历史支撑。

注释

1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3(1)《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6页。

4(2)《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6页。

5(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6(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页。

7(5)《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8(6)《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9(7)《“七一”志感》，《解放日报》1943年7月4日。

10(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1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1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1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15(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16(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17(6)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83页。

18(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2—613页。

19(2)《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304页。

20(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

2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2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7页。

23(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470页。

24(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483页。

25(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9页。

26(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27(10)《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28(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

29(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页。

30(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页。

3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页。

32(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9—1900页。

33(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434页。

34(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35(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36(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页。

37(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38(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3页。

39(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10页。

40(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220页。

41(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635页。

42(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

43(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页。

44(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9页。

45(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15页。

46(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2018年版，第343页。

47(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23—224页。

48(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2018年版，第343页。

49(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7页。

50(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