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从传统到现代、从城镇化到都市化等重要的历史变迁，无一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中产生的，因此时间和空间显然是把握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维度。对高等教育发展而言，科尔（Ｃ．Ｋｅｒｒ）曾用“乡村———市镇———五光十色的城市”的隐喻来形容其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阶段变迁。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进入了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这里所指的新时代，既有中国语境的特质，也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有全球语境的共性，乃指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全球性生产技术变迁，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智能时代或者说数字时代。在此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自身发展，都正进入“都市化”转型期，因此，迫切需要将其置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论维度中进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但长期以来，研究界对高等教育转型似乎更加偏爱于空间维度的考量，时间维度的研究明显不足。从时间维度出发的一些研究也常常只停留于“时间中的高等教育”的惯性理解，更侧重用一种历史分期的视角对高等教育的转型和变迁进行梳理，而对高等教育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时间缺乏关注甚至熟视无睹，也即对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的“高等教育时间”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现实中“高等教育时间”恰恰又全面嵌入每个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个体与组织的日常活动之中，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行为选择。因此，系统性地开展“高等教育时间”研究非常必要，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连续的转型之中，如何以时间尺度理解高等教育转型更显得具有重要价值。

一、社会时间与高等教育时间

１．社会时间：社会时间理论与社会速度研究

前工业时代的时间更多的是一种自然时间，循环是自然时间的主要表征：日升日落的循环，阴晴圆缺的循环，四季的循环…… 因此，包括中国、希腊等在内的古代文明和文化都更多地遵循一种“循环时间观”。在自然时间形态和循环时间观下，计时方式比较模糊，人类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顺应时间的态度和行为———“安时而处顺”。欧洲文艺复兴后，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尤其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开启，宣告工业时代的到来。但人类似乎对蒸汽机赋予了过高的意义，而相对忽略了其他技术的价值。芒福德（Ｌ．Ｍｕｒｎｆｏｒｄ）在《技术与文明》中便尖锐地指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吉登斯（Ａ．Ｇｉｄｄｅｎｓ）赞同并发展了芒福德的观点，他认为，时钟的出现使得人类对时间进行精确地分割和计量，并成为工商业文明的技术前提和标志，“在我看来，时钟时间的普及正是时间商品化的表现，作为‘衡量延续性’的时间是一种商品化的时间，它与具体的生活内容相分离”。因此，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的时间观不再完全屈从于自然，而是凸显了对时间的安排和控制，这种人工控制的时间在技术上是通过时钟来表征的，可称为“时钟时间”，它按照小时、分钟、秒、微秒甚至更精确的方式来计算。随着技术时代机器大生产与劳资契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的时间观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对待时间的态度从顺应转变为希望对其进行控制把握，自然时间也就越发转变成社会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向前的线性时间观也替代循环时间观成为现代人时间观的主流——— “时间是由过去、现在、将来组成。时间是单向的，永不复返地消逝。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正在过去，只有未来才是可以规划和努力争取的”。

社会时间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较早的经典文献如马克吉（Ｒ．Ｍｕｋｅｒｊｅｅ）通过与天文时间的比较讨论了社会时间的非连续性特征；索罗金（Ｐ．Ｓｏｒｏｋｉｎ）和默顿（Ｒ．Ｋ．Ｍｅｒｔｏｎ）提出对社会时间的“方法论和功能分析”。随着技术时代的发展，对“时钟时间”和线性时间观的尊崇带来生产效率和社会节奏的显著加快，从社会速度的进路研究社会时间又逐渐成为主流。郑作彧系统梳理了至今社会时间速度研究三条具有继承性的理论取径，分别是法国文化理论家维希留（Ｐ．Ｖｉｒｉｌｉｏ）提出的竞速学理论、美国人文地理学家哈维（Ｄ．Ｈａｒｖｅｙ）提出的时空压缩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罗萨（Ｈ． Ｒｏｓａ）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维希留可以说是将速度直接作为时间研究主题的开创者，他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自然速度（工业革命前）、相对速度（工业革命后）以及绝对速度（互联网阶段）。哈维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从注重流水线生产大幅提高效率并表现出“通过时间消灭空间”为主要特征的福特主义发生质变，转向以灵活的、小规模的、弹性的、缩短产品迭代时间为主要特征的后福特主义，其产生的效应就是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世界的空间面向与时间面向都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最终造成“时空压缩”（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这种新的社会时空关系，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全面改变和提速———“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

罗萨则被认为是以社会时间的“加速”为主题开展时间社会学研究的新一代“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系统论证了加速来自现代社会的“提升时间密度”逻辑，它不是 “在社会当中的某种速度”，而是“社会的加速”，也即现代化过程之根本是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他提出了三种加速：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并对三者之关系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解释。传统的研究受科技决定论的影响，认为加速科技是动因，其促使生活步调与社会变迁加速。按此逻辑，便会出现一个悖论：加速科技的速度能力，应该可以帮助人们节省更多的时间，但当代社会中常见的情况却是“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也就是说，明明科技进步解放了人的双手，人类省下了很多劳动时间，但对时间的焦虑感却不减反增。罗萨认为，人们因过于紧迫的生活步调而产生使用加速科技的文化动力；加速科技的广泛应用产生了更加强劲的经济动力，在更短的时间内促成了社会变迁；社会变迁的加速又从整体上提供了社会结构动力，使得人们必须不断应付新事物的到来，因而提升了生活步调的速度。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作为自我推动的加速循环（见图１），三个加速领域以一种循环的形式形成了相互的提升关系。

２．高等教育时间：时间之维的高等教育转型与理论框架

进入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时间尺度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的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组织如何面对时间加速，认为加速社会中新兴的“加速大学”可能会取代那些变革缓慢的旧大学成为时代的宠儿，但速度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冲突也很可能会阻碍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更多的研究者则关注身在其中的个体尤其是高校教师的时间观及行动变化，如高校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间观与高校管理的时间观冲突、高校教师在竞争性学术环境与制度主导下的时间政治与学术规训之间的博弈、青年教师在行政逻辑下的时间压力和生存境遇等。这些研究对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时间加速予以关注和回应，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反思性策略，但整体而言当前的研究还较为零散，多是关注时间加速在高等教育领域产生的局部现象。而要理解和解释社会时间结构变化是如何深刻影响高等教育组织和行动者的认知行为模式，并且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根源和本质，就要对高等教育时间开展更加系统的理论研究，尤其是以社会时间速度的理论框架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进行深入分析。

21世纪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加速都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化感知，高等教育领域显然也不例外。学校既是教育机构，也是社会机构———“要把学校看成是在社会中、由社会所设置、为社会而设置的‘社会机构’”。“学校是技术时代实行时间体制的一个榜样。在学校里，所有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全都加入由铃声、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校历等组成的交响曲中。这些各种各样的时间表，构成了我们教育体制的一个巨大的秘密：它培养学生技术时代的时间感。”教育时间更加体现出一种“集体意识”的性质，是外在于个体并对学校中的群体具有支配性作用的一种群体时间。高等教育时间并不意味着在高等教育空间下自然时间的流逝，而是人们为了开展高等教育活动对时间进行组织和安排，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时间既表现出社会时间的共性，又具有高等教育活动的特质。因此，研究时间维度下的高等教育转型，本质上是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中个体和组织的时间“集体意识”与“集体行动”的转型。若将罗萨提出的 “生活步调加速———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理论框架用于对高等教育时间的解释，显然也需要结合高等教育特质进行适当修正，使之自洽于高等教育场域。实际上，“生活节奏加速———科技加速”所对应的是一种“需要———生产”逻辑，作为社会外部条件的生活节奏加速产生的文化动力，使得人们的高等教育需要也发生加速和扩张，并要求提升高等教育生产的速度以满足需要。当然，高等教育生产并非经济生产，其在加速循环中所起的作用也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动力之表述，用竞争动力予以解释应当更加贴切。而作为结构动力的“社会变迁加速”对应于高等教育领域即高等教育变迁加速，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变化，如精英、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的更替。但高等教育变迁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结果性存在，不太容易体现出加速循环的过程性意蕴。而且在中国，高等教育变迁受政策与治理变化的影响特别大，使用“高等教育治理加速”的表述应更加符合结构动力和过程性的解释。因此，结合高等教育场域的特质，罗萨的社会加速循环理论框架可以修正为“高等教育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生产加速———高等教育治理加速”理论框架。本文即采用此框架对时间维度下的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以检验理论框架的解释力并助力于实践应用的改进。

二、高等教育需要加速：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文化动力

１．个人本位的高等教育需要加速

马克思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必然是满足其生理需要的活动。罗萨将生活步调加速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其核心表征是 “时间匮乏”，即人们需要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而科技加速的首要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显然无法完全满足，“事务量成长率超过了科技加速率，因此面对科技加速时，时间仍然越来越匮乏”，而且科技加速又创造出了新的事务性需要，因此，罗萨认为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加速的循环。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现代社会中两大节省时间的技术改变———物流速度的大幅提升和即时通信工具的广泛应用，都根源于人类的即时满足需要，但这种即时满足需要又被进一步激发，对物品、信息的需要更快更泛，在这样的循环下，人类的生活节奏和科技发展都不断加速。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转型而言，显然也需要将新时代人类生活节奏和需要的加速作为文化动力纳入首要的影响范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判断。在高等教育领域，对此的解读通常是：一方面个体需要的规模增加了———更多的人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个体需要的质量也提高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个体需要的频率也加快了———新时代人们的即时满足需要越来越强烈，物流的发达使得快递、外卖满足并提升了人们的即时生活需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满足并提升了人们的即时信息需要，大量使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场景也满足并提升了人们的即时学习需要。因此，参考罗萨的理论解释进行阐发，高等教育需要加速的体现就是“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高等教育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尤其是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规模最大的行动主体———学生，他们首先都是作为社会人角色而存在的，作为社会外部条件的生活节奏加速已经重塑了他们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模式。因此，如今的大学生们越来越难以接受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的课堂，各种各样的微课、短视频更符合他们的心理需要，甚至恨不得将学习变成一种可穿戴设备或付费即可得的东西。总体而言，新时代生活步调加速大幅提升了高等教育需要的规模、质量和频率，只有提供更加丰盛而迅捷的高等教育产品才能满足其需要。

２．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需要加速

高等教育要满足个人本位的需要，更有满足社会本位需要的功能。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已奠定了相当稳固的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各方面的实力差距已不断缩小，部分领域实现了并跑甚至领跑。而无论是跟跑、并跑还是领跑，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主题词，即竞争。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表现出一种竞争性发展的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来，这种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国家层面，更加强调全面增强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能力，破解“卡脖子”核心技术难题；在区域层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作为区域软实力竞争的加分项，尤其是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规划都突出强调高等教育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与科技创新中的角色和作用；在城市层面，大学与城市的关系被更加看重，很多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纷纷发力高水平大学建设，打造城市 “地标”。社会本位的竞争需要进一步催长了高等教育的竞争性，要在竞争中胜出，关键就是要拥有更快的速度，否则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罗萨用“滑动的斜坡”来解释这种因社会广泛竞争而带来的加速现象：“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也即行为者必须努力往上攀登，否则就会下滑，连保持在原地都是一种奢望。这不仅适用于对个体的解释，对于组织机构乃至国家而言也是如此。进入新时代后，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本位需要明显强化，更加强调高等教育为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紧密度和即时性。因此，一方面，高水平大学在学术锦标赛中的竞争持续加强，进入“双一流”建设阵营、学科评估排名、ＥＳＩ学科排名等越发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另一方面，即时性和社会性需要又呼唤和推动大量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在学校内部进行缓慢的人才生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再慢慢适应的旧模式很难再有生存空间。高等教育加速，既是一种发展性需要，也是一种生存性需要，是高等教育领域各相关组织和个体防止在“滑动的斜坡”中下滑的本能行动。在这个时期，社会时间在加速，高等教育时间在加速，这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组织和个体的生产加速提供了强烈的文化动力。

三、高等教育生产加速：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时间转型的竞争动力

在高等教育需要不断被加速派生出来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生产随之不断地加速发展，以满足越多越快的需要。因此，高等教育生产加速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转型的主要表征，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竞争动力。以下将围绕高等教育生产活动中的两个最主要群体———教师和学生，描述高等教育生产加速的图景并解释其作用机制。

１．高校教师生产加速

人类社会生产机制从福特制向新福特制转变后，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都更倾向于提供短期的、弹性的工作岗位。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高校教师任用制度也从稳定性强的“编制管理”走向流动性更强的“岗位聘任”。自此以后，“时间作为商品”的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愈加生根发芽，高等教育人员聘用方式变得更加弹性化。尤其是近十年来，很多高校大量增加博士后等流动岗位，提供一个或两个聘期内的薪资，以购买青年教师学术生产的黄金时间。流动岗位的聘任考核普遍实施“非升即走” 制，青年教师通常只有在聘期内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才能获得长聘，因此近十年来青年教师进入高校获得长聘的时间明显延后。已有的实证研究也对此予以了佐证：越晚获得博士学位，职称晋升时间越长。“非升即走”制当然并非我国特有，其是否适用因篇幅所限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从高等教育时间的视角来看，其实质是以一种时间倒计时的形式促使高校教师产生学术劳动加速效应，不仅有聘期的倒计时，还有各种课题或项目的倒计时，各种工作任务的倒计时等，倒计时结束，将凭聘期内的论文、课题、奖项等决定去留。这种因回应竞争需要的生产加速促使教师的时间观发生变化，即从自然时间观变成商品时间观，规训手段也逐渐取代价值认同重塑了教师的职业身份认知。近十年来中国高校提供大量博士后等流动岗位的做法，尽管与韦伯（Ｍ．Ｗｅｂｅｒ）时代的德国“编外讲师”制并不相同，但其产生的效应却是相似的———“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青椒”们开启学术生涯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学术职业的攀登之路明显变得更加陡峭了。

即便没有面临“非升即走”压力的高校教师，也同样因为“后浪”追赶带来的压力而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工作中。2015年的一项量化研究表明，中国高校教师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劳动时间的18.8％，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竞争压力的增大，另一方面是高校教师工作灵活度较高，因而累计的弹性工作时间普遍比较长。弹性工作时间与刚性工作任务的结合，迫使更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普遍延长工作时间、加快工作节奏，以超负荷的方式进行 “自我剥削”。高校教师聘期考核既有分门别类的刚性和竞争性生产任务，如本科生教学、研究生教学、论文发表、课题研究、会议报告等，又很好地结合了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和高校教师的弹性工作职业特质，最大化地促使高校教师将时间投入各种生产。高密度的时间投入虽然促进了高校生产尤其是学术生产数量的繁荣，但也导致了“数字崇拜”的管理主义和功利文化盛行的“五唯”问题。而且，高校教师生产加速又进一步推动需要加速，形成加速的循环链。比如，学术会议就是一个典型写照，近十年来我国学术会议大幅增加，不同级别（国际、国家、省市、学会等）与不同类型（线上、线下等）会议的数量都在明显增加，不少人赶场参加会议已经成为常态。而且，会议的规模也普遍越来越大，会议报告的人数越来越多，报告时间压缩得越来越短。显然，高校教师是参加学术会议生产活动的主体，也是需要的主体， 但很难分辨这种需要是真实需要还是虚假需要。当下很多人只是抱着一种“学术赶集”的心态去参加会议，而会议到底生产了什么知识、取得了什么成效，很少有人再去考究。在高等教育加速时代，知识生产的频次和场面更加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而质量和有效性则容易被选择性忽略。

２．高校学生生产加速

新时代以来，中国高校的学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在同等时间段内大学生的学习和活动内容则大大增加了，大学生的闲暇越来越少。其中有客观层面的原因，如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和措施变化，标志性事件是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会议上指出，中国教育的“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现象应该被扭转，要对中小学生有效地“减负”，对大学生合理地“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 合理增加本科课程的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此次会议之后，高等教育领域对教学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强， “双万计划”带动的各级“一流专业”、“一流课程”、 “一流课堂”的评比大幅增加，各高校对大学生的学业要求也明显更加严格和规范，大学生培养质量得到提升。但也有研究指出，我国高校课堂授课时间本就过多，“增负”后课堂时间更多，对学生课业时间要求更高，反而进一步挤兑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时间，减少其动力。事实上，很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并未放松下来而拥有“快乐的大学”，除了学业外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因而面临更多的时间分配挑战。这就需要寻找主观层面的原因，也就是说，大学生为应对竞争压力而普遍主动增加高等教育事务，加快高等教育生活节奏。比如，新生代大学生越来越热衷于当“斜杠青年”（指的是追求多重职业、经历或身份 的青年群体，如：张三，作家／导演／歌手），多头出击参与“时间竞赛”已成为常态：上午可能是教学楼里的学习标兵，下午化身为实验室里的科研精英，晚上或许是活跃在社团舞台上的文艺之星。现实中的很多大学生像赶场一样连轴转，很容易导致一种“虚假的全面发展”。社交网络时代的大学生已经形成了把碎片化时间填满的惯习，加上如今大学场景中各种网课、讲座等资源极大丰富，大学生们习惯在校内课程、网络课程和各种社团活动中实现时间的无缝对接，学有余力者还穿插各种考证、考级，以尽早对接社会需求，试图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总体而言，新生代大学生的生产活动在明显增量和加速，自由思考和闲暇活动的时间在明显减少。

四、高等教育治理加速：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结构动力

１．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加速

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的加速，可以视为对高等教育需要和生产加速的制度性回应。新时代以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越发成为中央政府对教育领域的政治承诺，人民群众的教育需要和呼声更加得到及时的反馈。这种反馈常常以国家政策或制度文件的方式体现，近年来文件下发明显呈现出频次更高的趋势。康宁等人曾对改革开放40 年间国家层面有关高等教育体制的政策性文件进行了统计分析，1987－2017 年政策性文件总数为 1343 件，其中2007－2017年为778 件，这11 年的总量超过了过往的29 年，其中发文最多的年份是 2016 和 2017年，两年发文量分别占11 年总量的17.10％ 与20.57％。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中央政府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性文件更是持续增加，其中大量文件与高等教育相关。蒋达勇的案例研究也佐证了几年来教育文件出台的加速：仅2017 年，案例高校的党委和纪委系统就收到包括中央和省委两个层级的办公厅、纪委、组织部、教育工委等的各类“红头文件”658 份，行政系统共收到包括国务院和省政府两个层级的办公厅、发改委、教育部（厅）、财政部（厅）、人社部（厅）等的各类“红头文件”1098份，高等教育治理呈现出制度“过密化”的倾向。在加速社会中，高等教育外部治理面临两难：一方面，大量制度出台意味着政府对高等教育更加重视，在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中也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制度过密又会使高等教育领域中组织与个体应接不暇，实际上导致制度“重叠”或者“互斥”。

另外，新时代以来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对政策执行的监管和问责，大部分政策都需要按照“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的程序严格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规划和改革不再是形式主义，每一份文件背后都需要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和身在其中的行动者认真执行落实。因此，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加速不仅直接推动高校内部治理加速和高等教育生产加速，而且还派生出更快的生活步调和高等教育需要，从而整体上加速了高等教育变迁。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时间明显加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到50％，我国用了17年、美国用了40年、德国用了26年、英国用了25年、澳大利亚用了22年、日本用了20年”。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治理加速一方面是社会时间加速在高等教育这个子系统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会以子系统的加速推动更大系统的加速再生产，“加速成为自我加强的‘反馈系统’”。

２．高等教育内部治理加速

一方面，由于制度同构，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加速会进一步推动内部治理的加速。“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的程序化治理尤其强调执行力度和时间效率，高校普遍会自觉接受外部治理任务并层层压实。比如，当前很多高校都推行二级单位绩效考核，并以聘期考核的方式激励教师的学术成果产出，其本质就是以层层压实的方式争夺基层组织和行动者的时间投入。另外，在竞争环境下高校内部治理还会层层加码。高校首先要应对外部竞争，需要在一个时间周期内产生更多的符合指标意义并具有显示度的成果。因为时间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催生高等教育量化管理的需求，如大学排名、论文影响因子等，其功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作出判断和选择，但其带来的弊端就是学术成果从交流与创造功能越发变成展示与筛选功能，所以在此过程中“五唯”问题突出并亟须改革。而且，高校内部治理也在发生竞争，并导致各管理层面都加剧了对高等教育时间的争夺。比如，近年来教育部更加重视教学质量保障，各高校也显著加大对教学成果的重视和奖励力度，其本质就是与科研争夺时间，以此促使更多的教师重视教学。

另一方面，管理网络和工具革新也促使高校内部治理加速。近年来由于高校内部管理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公文上传下达的速度也大大提升，以前常被人诟病的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大为改观，甚至出现管理人员对工作加速的不适应和抱怨———外部治理加速和高校竞争需要使得管理工作业务量大幅增加，但管理人员数量的增长非常有限，多数人 的工作时间投入明显增加，加班成为常态。尤其是随着微信群、钉钉等即时通信工具在办公中的普及，更加模糊了工作和休息时间的界限。比如，高校辅导员群体常常被要求“24 小时开机”，“时间边界模糊”，随时在线办公处理文件和工作任务。对不少高校管理人员而言，“日－夜”、“周中－周末”的工作与休息之间的循环时间状态已经过渡到不分日夜和工作日的线性时间状态。行政管理的加速显然又会在高校内部产生加速循环效应：几乎所有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都在加速，而作为行动主体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行动也不由自主地加速。

五、在“共鸣”中重建中国高等教育时间的节奏

１．高等教育时间加速循环的形成及利弊

马克思早就揭示了时间与技术之间的奥秘：“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成剩余劳动。”科技加速使生产加速成为可能，但又派生出更多的需要，看似增加了的自由支配时间不过是一种假象，需要和生产同时都在加速。因此，技术进步并未令人们从时间中解放出来，反而驱使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工作，在更大的竞争之网中生存与发展。出于对速度的追求，人们总希望在同样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技术进步丰富了高等教育选择的内容，但并未解放人的高等教育行动。因此，时间尺度中的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是一个加速循环形成的过程：生活步调加速大幅提升了人们的高等教育需要的规模、质量和频率，高等教育需要加速直接促动高等教育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生产等）加速，高等教育生产加速需要高等教育治理节奏的加速予以回应，高等教育治理加速又派生出更快的生活步调和高等教育需要，高等教育时间形成了加速循环，并整体上加速了高等教育变迁。

时间尺度中的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高等教育时间加速循环形成的过程。高等教育时间加速的最大好处在于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实力得到明显的提升：提前迈入普及化阶段，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大学的排名提升，新大学的成立和发展更是速度惊人。在时间加速中，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与指标常常提前实现，使得未来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更加可期。但在这个过程中，典型的现代性冲突也在高等教育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词，其内在的价值观恰恰是与加速相悖的。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更着重于回应高等教育需要的层次，而不是需要的规模和频率。事实上，无论是顶层设计的政策应对还是基层实践的感知体验，都共同意识到过度的加速会令高等教育产生异化，与其作为一种相对缓慢、周期长的人才培养活动的本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背离。马克思早就精辟地指出，人类的需要分为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技术进步和资本控制可使人类派生出更多的虚假需要：“每个人都力 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益需要的满足。”德波（Ｇ． Ｄｅｂｏｒｄ）也敏锐地提出了“景观时间”概念，对真假需要予以解释，他认为，在数字和影像时代所构建的景观社会中，人们常常无法分辨本真的需要，而是在各种消费景观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并产生了大量虚假需要。实质上，数字时代缔造出了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景观时间，即以影像、数据支配着高校师生的生产和消费欲望，人们更多的只是从种类繁多的大学和学科排名中作出报考大学的选择，从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设定的级别中迅速评价学者的水平，从毕业学校的排名和学位等级中迅速筛选求职者的简历等。因此，“五唯”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数字时代的时间加速要求，人们需要在琳琅满目的供应中迅速进行筛选，数字化则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而“五唯”成为顽瘴痼疾，正因为其要对抗的是社会时间的加速。

２．在转型中重建高等教育时间的内在节奏

时间加速已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转型的主要特征与趋势，但人们并非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无所作为，最重要的是防止高等教育产生过度的异化。罗萨对于异化的理解，既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借鉴了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耶齐（Ｒ．Ｊａｅｇｇｉ）的解释：异化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意味着人们经验过程的停滞，那些异化的人无法建立与既定社会的联系，或者适应它们”。时间加速带来的高等教育异化，其表征为高等教育活动中的主体竭尽全力也很难追上时间加速的步伐，个体经历多且快但却难以转化为个体经验，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产生疏离。对此，罗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共鸣（ｒｅｓｏｎａｎｚ），试图以“相关的关系”破解加速社会下的新异化问题：“作为另一 种异化，对异化关系形式的替代，就必须出现相关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是对异化的一种回应，我试图将其定义为共鸣概念。”罗萨认为，既然异化的本质是个体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脱节和游离，因此，防止异化之策，一方面需要积极回应时间加速带来的触动，在和世界的连接中产生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要形成共识以抵抗时间的过度加速运动，并在变化中接受不确定的新变化。“这些毋庸置疑的共鸣期望，一方面让我们进入到非劳动时间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共鸣的绿洲，另一方面本身也成了一种商品化对象的诉求和生产性的资源。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确定的。”

罗萨提出的“共鸣”能否成为超越加速社会的路径当然还有待时间证明，但对于高等教育领域而言， 还是颇具有启发性。高等教育时间加速的关键在于形成了系统加速的循环，而防止异化的关键在于在循环的各环节中寻求“共鸣”，共同对抗社会时间的过度加速运动，共建高等教育中的生命时间和个体体验。一方面，应在高等教育需要和生产环节形成 “内外共鸣”，更加尊重高等教育内部的办学规律和学术共同体价值，减缓外部社会生活节奏加速和科技加速的裹挟。高等教育时间显然有不同于社会时间的内在时间逻辑，现代大学虽然早已“走出象牙塔”，但也不意味着应全盘融入社会的洪流。大学经常被诟病为保守的堡垒，但在加速社会带来的异化危机中应当重识大学保守性和传统性的价值，在维护学术共同体精神和回应社会需要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应在高等教育治理环节取得“上下共鸣”，即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共鸣”。当社会加速的车轮风驰电掣，高等教育活动中的组织和个体也不由自主地不断加速，甚至高等教育实践与其作为一种周期较长的人才培养活动的本真越来越相背离之时，亟须顶层设计发挥“刹车”或“减震器”的作用，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方向和基层行动者的时间节奏，从而产生“上下共鸣”。比如，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通过教育评价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导，调整和匡正人们在社会加速中形成的错误教育需要与产出观念，积极回应和破解在基层实践中深受其扰的“五唯”问题，可视为“上下共鸣”的典型案例。社会加速还会继续，但如何平衡加速带来的利弊，也考验各个领域的治理智慧。而减缓社会加速对高等教育时间的过度侵入，重建高等教育时间的内在节奏，是高等教育在转型中保持基业长青并实现正向进化的重要根基。

原文刊发于：《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11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ＢＩＡ２１０１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