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7 月29 日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强调，高等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高等教育与专业人才供给和科研创新紧密相关，可以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的核心战略，相应战略下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在满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经济发展需求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

为深入理解高等教育改革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区域协调发展”这一概念。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既反映出对当前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矛盾的判断，又蕴含着下一阶段发展的改革理念与目标。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区域协调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在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研判之上，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可以总结为：尊重客观规律， 尤其要关注到区域中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把握不同区域在价值创造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完善空间治理，分类精准施策，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保障民生底线，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结合、继承完善与改革创新相结合、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由此可见，区域协调发展尊重区域差异性，关注到区域内部的资源多样性与问题复杂性，既重视区域内部各领域之间广泛密切的联系，在发展理念和策略上又注意避免武断的“一刀切”。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改革凝结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新思想和新策略。对于实现从简单关联式的区域发展走向深度融合式的协调发展，高等教育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关键角色，但高等教育改革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系统反思其中的内涵、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

1.高等教育资源创新组合，助力人才驱动型区域发展

新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高等教育改革，首要贡献在于打破既定的高等教育资源组合与供给方式，实现以人才驱动的区域发展。在我国固有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中，区域并非是一个受到足够重视的单位。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结构是以省为主体，以国家各相关部委直接管辖和地方政府直属的高校为两翼。“省域”是高等教育实践与研究中的常见分析单位。然而在近几年的政府改革中，跨省或直辖市的区域发展计划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凸显出国家发展蕴含的新思想、新内容。从提出写好京津“双城记”到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再到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的发展战略迅速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国家改革的核心思想和政策实施都体现出对区域的高度关注，区域逐步成长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版图中的活跃增长极。

为落实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首的区域发展战略，尤其是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改革将有助于打破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模式，协调资源在区域内的高效流动，真正落实人才驱动型发展。尽管在一省或直辖市内，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部委直属高校、省属高校和地方政府直属高校，以及具有综合特点的少数高校（例如“省部共建”大学），但鉴于部委直属高校数量较少，省属高校和地方政府直属高校存在明显的地理依附性和资源上的路径依赖，以省为主要单位的高等教育供给结构较为稳固。而受基本技术革新、生活方式变化等因素影响，社会发展中各项资源的聚集呈现自发性和主动适应性特征。相应地，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需重新配置，区域经济战略亦呼唤尺度重构。区域发展中经济及其他维度战略的落实不能只是依赖省域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 而更要依托区域内部高等教育资源的协调及其与外部高等教育资源的交换，有效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多样性和整体活力。如图1 所示，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内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在核心 城市或枢纽城市，但未来发展中将出现更多逆向流动，并与外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产生更加紧密 和多元的互动，核心城市的人才溢出效应将逐步显现。

以京津冀的发展为例，北京与天津的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优势明显，而河北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与其为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不相称，河北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需要京津两市的精准帮扶。长三角区域内亦存在类似情形，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市的高等教育资源和经费配置明显优于区域内其他城市，但区域发展的规划瞄准了跨界区域和 城市乡村等的高水平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同样存在“高低不平”的现象，香港的一流高校较多，能够形成更高的国际影响力，但大湾区产业结构中的生态环保型重化产业带、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分别集中在深圳、惠州、广州、东莞、佛山和中山等市。以区域为立足点的发展策略，其作用在于通过政府政策引领和市场资源吸引，形成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组合和流动的新方式。从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素构成来看，高等教育资源组合和流动方式的转变， 首先改变了区域人才流动的成效，疏通政策实施通道堵塞口，以输血引流协调发展。

2.高等教育国际化拓展，实现内外联动式区域发展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板块，其作用之一便是吸收和内化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同时将国内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推向国外，建立起国内国外相关区域对接合作的“双区环流模式”。从历时性分析来看，当前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区域发展凸显出国际化的重要地位。高等教育的作用在于汇集更多的国际化元素，发挥其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功能，将高等教育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注入区域发展新动能。一项针对全球78个国家近1500个区域中大学经济影响的研究表明，大学对发展的刺激效应不止局限于所在区域，而是会向周边区域溢出，并对地理上最邻近的区域产生最强的影响。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这三大典型区域在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所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充分彰显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的互动融合。从共时性分析来看，三大典型区域与中西部内陆型区域相比，国际化为其带来了人才红利，并从国际交流合作中系统性提升了区域发展的竞争力。

就京津冀等三大典型区域的发展而言，当前的难点在于如何溢出区域增长极的积极效应，带动区域内边缘城市的发展，真正落实协调型区域发展。换言之，三大区域内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锚定于区域内核心城市，相应的政策资源亦向核心城市倾斜，对边缘城市的积极影响有限，这一结构性困境亟需突破。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载体和资源集聚地，京津冀的“双一流”大学和学科高度集中在北京，一流大学建设高校8所，在区域内占比80％，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5所，在区域内占比83％，“双一流”建设高校33 所，区域内占比83％；天津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仅为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5所；河北的同类数据依次为0所、2所、2所。由此可以推断，该区域高等资源分布的梯度差异明显，河北的高等教育资源具有显著的比较劣势。在有限政策资源的框架下，除了雄安新区这样备受关注的政策单元，区域内其余边缘市县难以搭上本阶段区域发展的高速列车。长三角中的上海、南京和杭州，以及大湾区内的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在开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优势突出，是师生国际流动的主要枢纽。然而这两个区域内仍有多个城市未能赶上国际化发展的步伐。当前三大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区域枢纽城市同国外的点对点式互动，对区域内边缘城市的作用有限。

尽管全球化发展遭受仇外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想的围追堵截，并在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的影响下放慢了步伐，但对外开放始终是未来 发展的必由之路。高等学校所开展的多种类型的国际化实践，传播的国际化理念，尤其是在促进国际理解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区域发展中切实实现内外联动的重要媒介。也就是说，内外联动不仅是经济贸易等显性层面的联动互通，更要以高等教育“润物无声”的隐性功效，推动我国当前重点布局的发展区域与外部的联系。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一方面要着手攻克共性问题，例如高质量高层次留学生的引进与培养问题，留学生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 “走出去”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如何做好品牌建设和把握话语主动权等问题。这些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之下不同区域需要面对的共性问题。但另一 方面还要注意个性或特性问题。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招收留学生，而是要探索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模式。我们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区域枢纽城市留学生教育的调研表明，应对城市发展需求和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制定个性化发展策略，以深入挖掘留学生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

3.高等教育社会服务提质增效，强化知识型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知识推动，即强调知识在区域社会活动中的动力和载体作用。伴随着区域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型，从知识经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ｙ）到知识型经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的转变值得关注，后者更加强调知识在区域发展中的系统性、渗透性作用。区域知识经济的发展，呼唤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的提质增效。过去，对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的效能更多停留在边界明确的地理范围内，例如强调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 范海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Ｖａｎ Ｈｉｓｅ）就主张，州的边界在哪里，大学的边界就在哪里，大学要惠及州内所有家庭。这对于思考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落实中高校的角色仍具有启发意义。伴随着区域发展规划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区域内各省市的联结加强，高校在区域知识型经济中的发展备受关注。从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转型的角度来看，区域协调发展不能只靠传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而是要在制度尤其是文化界限上进行拓展。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类型与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和迭代更新，有助于凝聚高校内部的优势力量，通过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平台，精准定位区域发展需求，开展服务区域发展需求的研究。

从现有实践来看，高校对三大典型区域发展的针对性、专门性社会服务略显不足。从京津冀内知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到长三角内颇受关注的上海纽约大学，以及大湾区内的香港中文大学和多所全国一流的高等职业院校，区域内不同类型高校的社会服务指向或瞄准全国、对标世界，或扎根所在城市、辐射周边，对区域发展需求的关注度仍然不够，使得“区域”在上述高校的社会服务制度体系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因而也没有建设出区域影响力显著的区域大学（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或区域综合型大学（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高校有意识地、专门地开展指向区域的社会服务活动，意味着将高校的知识品性和社会服务性注入区域发展的各个方面， 推动高等教育系统与区域发展系统的交错融合。知识型区域发展的要义在于高校创造、转化和传播知识及其衍生品，在区域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即以高校为载体的知识在区域发展中的主体性得到增强。

高校资源的创新组合、国际化拓展及社会服务的转型升级，指向提升高校对区域协调发展的 贡献度，强调在区域发展结构、机制、导向和范围 等维度高校能动性的强化与功能作用的多样化。此外，伴随着高校与区域互动的制度化程度逐步上升，挑战将趋于复杂化，进而也将催生新型的互 动方式与渠道。

二、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

1.新型高层次人才培养面临顽固的制度壁垒

区域发展战略刺激了新产业的出现和旧有产业的转移，相应的人才供给链亟待更新，也需加强与产业链的对接。这里的新型高层次人才指既能够满足区域发展需求的接受过高等专业训练的人才，又能够在区域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等耦合时承接国际交流合作的高端人才。京津冀本科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为67.4％，低于长三角（88.2％）和广东省（92％），其中在本地就业的外省籍生源中京津冀为49.8％，高于长三角（29.5％），但略低 于广东省（50.6％），可见京津冀在人才的保留和吸引上还有较大发展空间。长三角劳动力分布最多的行业依次是制造、建筑、软件与信息技术、教育和零售，在该区域现有的高水平人才中有26.91％ 具有国际及港澳台大学教育背景、43.39％毕业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大学、29.71％ 的人才毕业于长三角地区的大学。大湾区在高层次人才上的总数与江苏、浙江和北京等省市的发展水平亦存在差距，与国际知名的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等更是有着较远距离。

对于新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而言，制度壁垒集中体现为所需制度的缺位与各级各类制度之间的衔接不畅。具体而言，制度缺位指的是指引新型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的有关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处在探索阶段的制度也面临着认受性与实践成效等方面的挑战。高等教育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也是核心贡献，在于适应性的人才培养实践，这是一种基础性、唯一性的作用模式。但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政策单元中，区域是一个弱项，由上而下的“国家—省市—学校”的政策实施渠道结构稳固，相应的人才培养规划对于区域的“关照”远远不够。另一方面，现有制度尤其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处在探索阶段，制度本身与区域发展的适应性、高校内部改革与区域制度体系的对接成效，都面临着在新旧制度体系转换过渡阶段“无依 无靠”的困境。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都分别制定了教育协同发展的专项计划或是在区域发展规划中有专门论述，但这些计划作为阶段性的探索， 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更新，以更好地反映区域发展的新需求。

从制度本身的建立与发展来说，政府主管部门对有关制度的推动和支持、高校对制度的理解与实践，都面临着主管领导者换届等客观因素带来的挑战，因而也对制度建设的可持续性带来冲击。相应地，不少制度在新领导上任之后被迫“靠边站”。因此，为精准对接高等教育改革与区域的协调发展，需要把握制度体系转型升级中的前瞻性与时效性、持续性与变化性、全面与重点等主要矛盾。

2.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逆全球化新考验

高等教育领域的开放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考验。高等教育要助力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等新时代发展战略区域成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增长极，开放是必选项，但在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却面临着逆全球化的全新考验。逆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治理制度的危机，是反全球化思潮在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反映。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龉龃前行，欧美的仇外主义等思潮会获得更多支持，英国脱欧则为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格局产生了深刻且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在学生流动方面。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对于区域发展的直接作用可以分为留学人员的交往互动，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对区域发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间接作用则体现在国际化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活力的增强与活化，尤其是通过长时间国际交流合作后将国际元素注入到区域发展的多个方面。这在新型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都遭受重创，高校与区域互动渠道的有限性及“指标至上”的思想也制约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区域发展中走深走实。

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三个典型区域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能否顶住逆全球化的压力，切实发挥改革政策的效力，是一大考验。这三个区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支点，也是相关改革政策的资源重点投放区域。三个区域在“双一流”学科建设及大学资源上遥遥领先的优势便是证明。此类外向型改革实践如何接入外部环境，面临着逆全球化的冲击。此外，在院校组织层面，逆全球化的考验前所未有，新冠肺炎疫情令国际人员的流动几近全面停滞，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更左右着多个国家对中国留学人员的态度。上述不同层面的逆全球化考验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3.高校与区域社会互动关系变革面临多维文化挑战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的挑战分别侧重于高校改革与区域发展的内外矛盾，那高校与区域社会互动关系变革中的文化挑战则阐释了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之间最为深刻的矛盾。以高等教育改革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背后，需要思考高校与区域社 会互动的关系问题，即在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中高校应如何与区域社会互动。但这一过程也面临 着高校与区域文化的异步变革和精准对接问题。换言之，高校与区域的互动超越了器物层面，走向 了更为深层的文化领域。

文化挑战抑或文化障碍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更存在于精神领域，并因这两个领域日益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制造出更多的次生挑战。本文关注的三大区域在经济领域各具特色，既在创新科技、国际金融等方面具有共性，又在人口结构、生态环境和区域内部发展差异指数等方面拥有各自的特性。与此同时，三大区域从北至南跨越中国地理版图，具有相异的生活理念与习惯，这些都 是精神领域挑战的具体反映。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经济领域与精神领域边界模糊化，从而令高等教育所需面对的多维文化挑战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的互动施加了更多的挑战。

区域文化是国家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同时折射出区域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新变化。此时的文化具有异质性、变化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文化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惯性）和同质性。受历史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高校在面对文化挑战时常表现出抵抗的一面，内部的文化也只能同外部改革发展实现部分融合。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思考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文化平衡问题，尤其是在外部社会高速发展的裹挟之下高校文化的基点与构成问题。从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等区域规划的多元目标和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凸显，但在高校与区域发展的互动中，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遭受挑战，需要叩问高校作为特定公共服务机构的理性应如何传承。

三、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1.围绕“两个规律”改革高校人才培养工作

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的形成，首先需要在高等教育规律和区域发展规律的指导下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进行改革。也就是说，在以高等教育激发区域发展活力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一味关注区域发展的经济规划和城市规划，只想以高等教育服务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落实而对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不假思索。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对确切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特性、主要矛盾和目标使命等方面的判断，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特别需要注意其中的新旧转换。当前，“内涵发展、质量提升、改革攻坚”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当前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区域发展规律则凝结了政府和咨询专家等在制定发展规划时的科学认识，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个人与组织对区域发展的深入解读和探索。

具体来说，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要重视“内涵发展、质量提升、改革攻坚”的阶段性特征研判，做好高水平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具体实践，并在后疫情时期做好线上线下教育并联融合的准备。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中人才培养工作的改革， 不但要关注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产业转型的新形势，更要在人才培养中探索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和区际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但在具体工作中两类规律往往容易出现摩擦，致使资源的消耗甚至是发展的内卷化。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将国家使命担当和科学研究根本相结合，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建设一流大学以推动区域发展，钱固然不可或缺，但其运行机制更加重要。故应从体制机制上着手，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与能力结构，依托区域的比较优势建立起培养德才兼备型高层次人才的各项制度。例如，区域内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可借助疫情期间线上教育的成功经验，探索线上线下“双线混合”的教育模式，实现区域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与共享。

2.升级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多维保障体系

无论是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还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新兴城市群，开放的国际化发展是其标准配置。根据当前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形势来看，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陷入历史未有之大变局，但历史同时也带来了升级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机遇。建设国际化发展的多维保障体系恰逢其时。

具体来说，为将国际人才和教育资源的作用最大化，多维保障体系应首先解决学分转换和文凭互认等基本问题。在高等教育跨国交流合作中，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是沉疴痼疾。201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40次会议上通过了了联合国第一份《高等教育资格认证全球公约》（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足见国家发展新趋势中对于高等教育资格互认的重视。但大湾区内高等教育系统缺乏学分转换与学历互认制度，区域内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被搁置。其次，多维保障体系中应设置围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制定的管理办法或指导意见。中外合作办学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对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现有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法律法规亟待更新，现行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对各类合作项目和机构的运作及治理缺少及时性的反映，尤其是缺乏将引进国内的中国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融入本土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 致使相关项目和机构对区域发展的贡献略显不足。针对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这三个中外合作办学比较优势明显的区域，更应开发相关的制度体系，促进该类型的高等教育实践融入上述区域。最后，多维保障体系应为国际高等教育资源的本土化制定相应的制度体系，可包括国际留学生办理签证、居住证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当前，区域发展中的高等教育流动更多还是处在“请进来” 的阶段，能够“走出去”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较少， 因此更应做好国际资源落地所需的制度建设，以内涵式发展积蓄力量，系统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讲的多维保障体系是与区域内教育资源流动与质量保障体系紧密对接的，否则将再次陷入“两张皮”的困境。例如在京津冀，三地之间高校课程的共享与学分课程的互认，应同国际发展中的保障体系相互结合，打通其连结的渠道。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京津冀区域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为未能出国的留学生提供教育的倡议，就充分说明类似的体系对接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可在未来发展中进一步深挖。

3.围绕区域发展需要调整高校与社会互动的权责

针对经济社会转型中高校外部关系的研究表明，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的基本规律实现了从被动适应向主动适应的转变，并处在超出适应的阶段。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三个区域内高校在与外部社会互动时具有主动适应的特点，但三个区域情况各异， 核心城市的建设目标与定位不同。例如北京的建设目标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的目标则是要成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长三角建设中要求发挥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显所长；相比之下，大湾区建设还需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域。而在这些交错联系的建设目标中，权责的划分是重点亦是难点。高校与社会的互动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到何种程度，这些是政府不可能一一规划的。因此就需要在“放”与“管”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区域需求是明确高校与社会互动权责的支点。具体的互动无疑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国家发展需求为引领，但具体实践中的权责划分应设置一个着力点。围绕区域发展需求，明确高校与社会互动的边界，可以使高校发展目标与区域发展需求深度契合，促进高校与区域形成合力；也可以令高校所开展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实践能够在区域内形成良好的辐射效应；还可以为边界模糊不清的领域提供标尺，衡量高校各项活动的合法性与效应，进而推动高校改革与区域协调发展良性局面的形成。

四、结语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及积极效应不断提升与彰显，加之中西部国家级新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新兴城市群逐步崛起，高等教育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互动日趋表现为一个具有必要性和巨大潜力的领域，肩负着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压力和及时呼应国家科技创新发展重大战略需求的历史使命。在新一轮的全国学科调整中，交叉学科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和集成电路设为一级学科，便充分体现出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内部科技创新战略的回应。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三大区域覆盖我国东部海岸线主要地域， 一方面要利用好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以建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群；另一方面还应在三大区域与新兴城市群间开发联动机制，进而实现连点成极、辐射带动的作用。

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三大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社会发展需求多样，但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还处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阶段，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的完善机制尚未建立，区域之间的合作互助和利益补偿未能实现，成熟的区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尚未形成。区域视域下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多样深刻的内涵，其主要使命在于解决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阶段性矛盾，推动区域的协调发展。从建立区域内部城市间的联系，形成互补互助发展的城市群，高等教育具有多种角色， 既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又可通过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引领创新区域建设，落实国家关 于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大战略。

原文刊载于《江苏高教》2020年第12期

本文同时被《新华文摘》2021年第4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