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为学科正式设立的标志，中国高等教育学已走过了40个春秋。高等教育学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正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在成为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学研究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中国不仅是高等教育大国，至少在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和数量上也称得上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大国”。综观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历史不长。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从各种维度去梳理，从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并不长，从19世纪末算起，也就是120多年的时间。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历史，从学术史的意义上就更短，高等教育学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受到一定的关注。特别是1957年由潘懋元先生等倡导和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印刷发行，这是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一次初次探索。^［1］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从国家学科建制的角度受到更多的重视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即在潘懋元等老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极力推动下，先后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立了高等教育学会，出版了《高等教育学》等，特别是促成了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这对发展历史相对较短的高等教育学研究来说实属不易。同时，历史短也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研究无论是从科学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还是专业化的话语体系等都尚处在构建与成熟之中。

2.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坚持学科建设与服务需求并重。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起步，便是以学科制度的建构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举推进，并很快形成了国家建制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学术社团和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如1978年5月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几经周折得以成立，1983年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专业目录。与此同时，在潘懋元先生、刘佛年先生、朱九思先生等老一辈高等教育学者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在全国范围里高等教育研究的热浪逐步被掀起，许多高校纷纷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这些研究以对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探讨为主，这里有高等教育宏观问题的研究，但更多的是高校办学过程中一些微观问题的探讨。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了规模大、多样化、涉面广的学术态势。例如，到1987年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已超过700个，且在机构名称、管理体制、承担任务等方面也非常的多样化，涉及的高校之多、研究范围之大、参与人员之广（包括专兼职人员）等都是其他许多学科所不可企及的。

3.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受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尤其是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这可从以下方面来认识：一是高等教育学在中国被定性为一门应用性学科，这决定了其研究的应用性，即回应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提出的问题（包括现状性问题和发展性问题），来开展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例如，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两个阶段前后，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化高等教育有什么发展特征及如何发展等问题都分别成为高等教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二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决定了高等教育学研究受政策的影响比较大，具有明显的“为政策”的特点，包括前政策时期的咨政研究和后政策时期的政策过程研究。政策对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影响还包括对高等教育学研究的政策支持，实际上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史上有过几次大的起伏，从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受政策支持影响的痕迹。如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作用、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条件保障、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等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建议，这对当时正处于相对低迷状态的高等教育学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提振作用。对此，潘懋元先生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该文件是我国高教研究界20多年企盼的结果，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对推动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设将起到重要影响。第二，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进行分类，按各自定位发展。第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问题，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好事情。有发展，才有问题；有问题，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才有了作为的广阔空间。而研究的成果迟早会得到各部门和上级领导的重视和采纳。我们要对高等教育研究充满信心。”^［2］

2011年开始国家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即学科建设的重心放在一级学科，并对原二级学科进行了适当调整，教育学一级学科除保留原10个二级学科（改称为方向领域）外，新增了5个方向领域。这必将对作为原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从而也引起了高等教育学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不少学者呼吁把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来建设。2020年国家新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再次引起有关“将高等教育学列入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来建设”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复杂的、具有多层结构的应用性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其显著优势和内在需求。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纳入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交叉学科’门类，进而密切与相关学科的实质性联系、完善交叉学科研究评价机制、汇聚高素质交叉学科研究队伍，有助于完善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外部建制，创新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成果，以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3］。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导向对高等教育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

4.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注重分支学科研究和学术性社团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起步不久就逐步开展了高等教育科学的多个分支学科研究，比如高等教育管理学科、高等教育史学科、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等众多分支学科和方向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各分支学科也初步形成，高等教育科学体系初步构建，实际上，围绕高等教育学这些分支学科展开的研究及成果也是十分丰富的。同时，作为一级学会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1983年5月成立以来，经过近40年的发展壮大，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成立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全国学术性社团组织。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有分支机构68个、单位会员1600余个，分支机构还有大量会员，形成了联系全国高等学校、覆盖众多学科和管理领域的平台组织。尽管每个分支机构（分会或专业委员会等）开展高等教育学研究的情况各异，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但产出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可观的，为繁荣高等教育学研究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这一盛况对于教育学科的其他二级学科来说，并不多见。

展望未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便决定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时代方位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高等教育系列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以服务国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助推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大需求为旨趣，以发展和繁荣高等教育科学为导向，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学研究水平，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现实问题研究与学科理论研究相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用系统思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对潘懋元先生等这些开启山林、创立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已故学界前辈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参考文献：

［1］［2］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5，295.

［3］潘懋元，陈斌.论作为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4）：56-60.